梵二大公會議的女性

歷史中，教會的大公會議往往在神學、人性的層面上充滿生氣和驚喜，政治方面不幸亦如是。惟可肯定的，就是聖神會帶領大公會議神長 （Council Fathers）及專家的工作。聖神的工作可激起風浪，但亦能平息一切。

梵二帶來的新景象在人類和教會歷史上都有其特別地位。教宗保祿六世召集了二十三位女士以觀察員（auditor）身分，參加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開始的會議。她們的角色被形容為「象徵性」的，工作似受限制，但實際責任卻有所增加。

這行動打破了過往多個世紀的傳統。瓦萊里奧（Adriana Valerio）在《大公會議女性：梵二會議的二十三位女性》（暫譯Mothers of the Council. Twenty-three women at Vatican II） 中，描述了這二十三位獲邀請的女性。談及的不單是她們的黑衣頭紗，不只是安靜列席，還有她們的發言，這一切都讓人感到她們的真實存在。

感謝這位教宗打破多個世紀以來的限制，儘管這些女士於當時只能擔任有限的職責。但正因為從最初的這種謙遜，催生了許多具水準的後人。打破了障礙，發展便得以延續。

當大公會議神長幽默地稱呼這些女士為「大公會議女性」（Council Mothers）時，不知他們有否明白箇中深意？這批女性突顯了當時對婦女的兩種觀念——一是把女性歸類為負責家務和其他後援工作；另一是發揚她們所潛藏的睿智和關愛，一如歐洲主保聖女艾迪特．斯坦（Edith Stein）般，懂得聆聽和接納他人。

如果修女的會衣是評估時代轉變的重要指標，那麼，她們的培育，以及其在教會和社會中實際角色的改變，不是更好的指標嗎？時移勢易，當年這些問題我們現在大可一笑置之；但今日轉趨嚴峻的問題卻需要我們認清和解決。

這批女觀察員包括十位修女和十三位平信徒，其中兩位信徒是戰後寡婦蒙特茲莫洛（Cordero Lanza di Montezemolo） 和格里洛（Grillo）。修女中有些亦很出名，她們都以備受讚賞的專業精神投身於各自的服務範疇，包括朱利安（Juliana Thomas）、埃及的庫贊（Khouzam）、公教婦女組織全球聯會主席貝洛西洛（Pilar Bellosillo）、帕倫特列（Gladys Parentelli）（她因穿著短袖衣服和沒有戴頭紗而沒有出現於官方照片中），以及在調解過程中擔當重要角色的瓦朗（Sabine de Valon ）。

雖然她們在會議中受到區別的對待，例如只能前往特定的茶水間，但這國際小組在此處境下仍顯示出其活力和管理能力。在討論及草擬文件的小組中，她們都很稱職。她們希望成為大公會議中具建設性和創意的一群，而不被限制為佈景板，（然而有時難免事與願違）。

縱使如此，閱讀這些前人故事時，可得悉過去女性的生活，很多以前不被重視的問題會浮現出來，好些神學立場亦有待澄清。作者是歷史學家，也是神學家，清楚知楚要與問題保持一段關鍵的距離：婦女在教會的角色；女性司鐸；女性在草擬文件或策劃神學研究時的權威。這些議題在各處浮現，讀者可以自行找出問題的根源；這些問題的根源令人混淆，故此要在不存偏見、持守穩固神學和聖經原則之下作考量和評估。

這二十三位大公會議女性以自己的方法，令人明白她們以最和平的方法，參與了一場真實的仗，一場靜寂的革命，以求肯定一個時至今日已獲確認的簡單真理。然而，獲承認的真理，仍須在現實中切實執行——這真理就是，創造主創造人類時有男有女，不是只有男性，也不是只有女性。

摘譯自英文版羅馬觀察報
作者為 Cristiana Dob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