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世上沒有一種文明主張人而無信，也沒有一個族群教小孩說話不算數，或教他們小事不妨誠實，大處隨時可食言。但《論語》裡孔夫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說「民無信不立」，卻兩次補充說這「信」字是有條件的：「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前一句是孔子的再傳弟子有若說的。後一句是子貢問怎樣才算「士」？孔子說一要有羞恥心，不辱君命，二在鄉黨要有孝悌之名，第三才是講信用。但近於「義」的才是大信，說了就要做到。不關「義」的只是小信，做不做也無所謂。抳拘於說到做到，只是鄉巴佬的死心眼，不足取。後來《孟子》更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大人」即「君子」，是「士」向往的境界。在孔門看來，讀書是為做官，所謂求學，只是學做個能當官的人，要學會只講大信不求小信。

瞧，從政者守不守信，全取決於是否合「義」。而何謂「義」？卻是連孔孟自家也不能清楚界定的概念。後來人們把「義」解釋為「義理」，卻是宋儒及其後學的說法，孔子的想法可沒有那麼多的理學邏輯。我們寧可相信，在早期儒家的話語系統中，「義」和「仁」總是連在一起說的，出自意圖鞏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的一整套籠統取向，說起來每個概念都頗模糊，卻又互為因果。憑這麼一個「義」字去判斷何者該守信，何者可以不理，便常像廣府話說的那樣「死得人多」。《左傳》記載了這麼一件軼事：魯昭公二十九年。晉國大夫趙鞅和荀寅仿傚趙國把刑書鑄於鼎向所有人公布。在這以前，成文法雖在西周已出現，但對全體臣民是秘而不宣的。孔子對此的評論是：「晉其亡乎！失其度矣......貴賤無序，何以為國？」把一國上下的遊戲規則公諸於世，以往全由王者拿捏和解釋的判案準則便不那麼易信口雌黃，在孔子看來，當然是一件不合禮也不合義的事。潛台詞其實便是：把遊戲規則白紙黑字公諸於世，迫著大人先生們說了的話要算數，成甚麼體統？

孔門儒學的這雙重標準的話語公案，其實也反照了何以我們有史以來，不是沒有法律，而是一到了現實，法律常成了一具空文，對權勢者不但無任何約束力，反而常淪為嵌制正氣和社會正常秩序的工具。制度是一個族群共同接受的遊戲規則的莊嚴表述，是為政者的承諾。若人人樂於對權貴的私德用放大鏡來揶揄或讚嘆，卻每當有人把曾信誓旦旦的法規視若廢紙時，卻任由人視作理所當然，就無必要抱怨自家的命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