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載戰爭與和平的一個世紀

二O一三年即將完結，一四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周年。戰爭不值得慶祝，然而真福若望二十三的《和平》通諭發表了半個世紀，則值得紀念。

今天，教會致力宣揚和平，要恰當地回憶戰爭，實屬難事。

《和平》通諭一九六三年發表後，即廣受世人注視。《紐約時報》全篇刊登；時任蘇聯總理赫魯曉夫（Nikita Khruschev）也歡迎它；聯合國更舉行三天會議探討此通諭。

五十年過去，一股新的、對和平的威脅正漸抬頭。今年十月於梵蒂岡舉行的三天會議，就是討論現今對和平的威脅，包括宗教自由（或沒有自由）的問題、對天然資源極度開採、歪曲生物科學用途，以及完全相信武裝能防禦國家安全。

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主席圖爾克森樞機（P. K. Turkson）總結此關乎人權與公益的課題時，指出上述威脅不僅存在於個別社會，在全球均有出現。

這教人重新反思何謂愛國。此新形式的愛國也正如美國總統甘迺迪（J. Kennedy）所言：「不要問國家為你們做些甚麼；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甚麼。」然而在全球化下，愛國——不是只擁抱自己的國家。

詩人麥考利（R. Macaulay）反思：為何「愛國家」比愛自己的村莊、愛自己的家庭更好？是國家比較大嗎？若然，我們的洲陸比國家大，還有我們的地球。

政治人物常把「愛國主義」作為民族戰爭的藉口，就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勇的士兵給當時無能且冷淡的領導所帶領。紀念戰爭時，我們要記起當中的勇毅和英雄氣慨，但也不要忘記內裡的目盲耳聾及自高自大；表揚英勇士兵的同時，也要為發起戰事者的傲慢而羞恥。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教宗本篤十五世自始也反對爭鬥中出現的仇視，他遭受漠視與嘲笑。一九一七年他提出的和平計劃，亦受嘲諷。多方領袖不是憤怒便是沉默──英國不回應教宗的公布；美國叫他勿管閒事；英國主教也非議他們的教宗，說「不愛國」的行徑令他們尷尬！

《和平》通諭的出現，卻賦予「愛國」一個更廣更闊的概念，為所有善良的人、教徒或任何人提供一個更合理真實的選擇。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呼籲各國裁軍，他支持聯合國作為解決國際衝突的權威。他鼓勵國際間推動經濟合作。這為仍在學習相互依存的世界，提供一個有遠見的建議。一個新秩序在歐洲固有的階級社會內漸漸出現，教宗若望更向當時的政府闡明，他們對社會上較不幸的一群人士所應負的道德責任。

新的愛國者應該是世界公民，他們不只愛自己身處的村莊及國家，而是全世界，甚至推展至整個地球及存在於此的人與萬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