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權利知多少

期數

3771

刊登日期

2016.05.27

作者

李大拔

主曆

主曆 2016 年 05 月 29 日

李大拔教授本年四月廿一日於塔冷通心靈書舍主講「兒童權利知多少」，活動後他為本報撰寫本文--編者

當我們提及「兒童權利」這個議題，大多數人都認為兒童未有足夠的認知去判斷甚麼是真正權利，而普遍會取決於某年齡界限為標準。然而，我們又是否能確定達到某年齡便能勝任特定的工作？年齡又是否能界定我們的認知程度及生活技能呢？又以甚麼準則去劃分年齡界限？那麼，值得反思的是單憑年齡去否認孩子的決策權力，而剝奪他們證明有能力完成任務的機會，又是否符合公平原則？

也許，我們的原意是為了保護他們免受傷害，但過度保護可能妨礙到他們學習新技能，使他們不能進一步提升自理能力，從而阻礙他們達致全人發展。以下有一些實例，可供參考。

「我曾打電話叫救護車，對方突然問我今年有多大，因為我的聲音聽起來像個小孩。我回答他，今年十二歲，然後他要求我讓大人接聽。」以上是一位十二歲孩子的真實經歷（資料來源Young Equals, 2009:9）。透過這個事例，更能說明以年齡作為判斷基準的社會規範，不單奪去兒童學習基本生活技能的機會，也可能在危急情況下造成危險。

舉出另一個值得探討的事例，某學校的一名女生，於課餘時間在女洗手間內遇見一名陌生人，雖然陌生人的動機不清楚，亦沒有做些甚麼，但女生仍然感到不安，家長們亦十分關注為何有陌生人會闖進校園。事後，在一次家長教師協會（家教會）會議中，有家長要求在課餘時間封鎖校舍內的某些活動範圍，以保護學生。而學生一方則反對該安排，認為可由同學陪同去洗手間，同時提升警報系統，以加強保安機制。家教會的要求是在保護兒童，還是帶走他們的權利呢？若實行了該計劃，除了會阻礙他們的社交發展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外，這亦是選擇了被動的方法去保護人身安全，而非學習有效的應變方法。

另一個事例，一個男孩在某個城市被懷疑盜竊，而被店主抓獲，並打至頭破血流。店主對他說：「你可算幸運，我並沒有報警，否則你將被定罪，留下了犯罪紀錄，前途盡毀。」根據聯合國兒童權益公約（Convention of Rights of Children，簡稱CRC）的第40 條法律「在依法判定有罪前，應被認定為無罪」。而普通法亦定明「Presumption of innocent」，即「任何人未經定罪，不應視為有罪」。但在以上個案中，店主已認定男孩有罪，剝奪了男孩訴諸司法的權利。

我們是否真正在保護兒童，
還是在保護自己呢？

成年人因為過度保護兒童而限制他們的自由，本是出於愛心及善意，但亦可能會令孩子們變得更依賴，缺乏獨立的能力。我們應該評估孩子的現有能力，從而判斷他們可以參與多大程度的決定。這不僅尊重孩子的能力，同時能增加他們的學習和實踐決策的機會。兒童的父母代子女作出的決定是保障兒童的「最佳利益」，其實只是單純的想法。在一般情況下是對的，但不一定是絕對，否則不會出現忽視兒童和虐待的案件。而且，我們不能確定所有的家長和監護人都確實明白孩子的最佳利益。可能還有一個風險，即成年人會利用「保護兒童」為由來滿足自己的利益。

如何界定孩子的「最佳利益」？這可隨著時間而變化，並取決於孩子的年齡、發育階段、文化和當前的環境等。我們應該考慮孩子將日漸長大成人，他們亦必須學習為未來作出決定。

保護兒童應為兒童爭取更多權利，並不僅僅保護他們的自身安全。早於七十年代初，北美兒童權利鼓吹者Richard Farson 提倡保護兒童的權利並不是人身保護，而是積極地促進孩子學習保護技能及規則。

聯合國兒童權益公約（CRC）第3條說明：（一）孩子的福祉應是首要考慮；（二）照顧或保護兒童要符合規定的標準及法例，特別是在安全，健康及衛生等領域「在父母，法定監護人照顧下，適當的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措施，必須保護兒童免遭一切形式的身心摧殘，傷害或虐待，忽視或疏忽的照顧」。

慕尼黑兒童事務專員於二○ ○ 五年舉辦的投票，其中三千名兒童參加了投票，表示需求的優先權利：健康的權利（14.8%）；休閒和休息的權利（14.3%）；獲父母照顧的權利（12.3%）（兒童表達他們很少有時間接觸父母）；當受戰爭和作為一個難民時，有特別保護和援助權利（10.2%）；平等的權利（9.1%）；教育的權利（8.7%）；私人空間和尊嚴權利（8.4%）；表達意見及意見被聆聽和獲得資訊的權利（6.7%）。

兒童權利不是任由他們自決，而是使他們能在自己的生活上參與決策，而不是一面倒由成人作決定。這份參與除了使孩子感覺被重視及尊重外，並用時間教導他們內在價值及解難能力，令他們更信任父母及長輩，並懂得尊重他人，因此，保障兒童權利是令社會更和諧及更有歸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