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是一種生活方式

持續了七十九天的佔領運動終以清場落幕。此刻，支持與反對運動的局外人、有心人，以及對政府不滿的批評聲音，亦不斷呼籲示威團體與政府對話。

雨傘運動早期聲勢浩大，但成果看似不大。政府總是說，如果學生不改變自己的思維模式，對話並沒有用。

社會上許多聲音爭相呼籲雙方展開對話以尋求出路，似認為對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然本能。但實際上，對話跟大部分事物一樣，都是經過教育與實踐而成的產物。

一如民主本身，「對話」並非一個概念，反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既然雨傘運動揭示了對話的必要，社會也就應當認真地反省，到底香港教育制度有沒有盡力教導人何謂對話，以及怎樣實踐？

顯而易見，教育制度教授的是在任何社會、架構組織及功能方面都極度需要的辯論技巧；然而，辯論技巧性質上講求的是唇槍舌劍、互相對質，通常是要分出勝負，而且往往出現後見之明。

不同的是，對話首要營造一個安全而尊重的環境，讓人能夠坦率提出問題，互相聆聽，且以彼此理解的態度去設想對方觀點並給予回應。

對話並非修補嚴重分歧的論壇，而是一條道路，以讓彼此了解對方為目標。

第一篇文獻佐證的神學對話出自《宗徒大事錄》（第十五章），當中記載了非猶太人是否必須行猶太人割損禮才可領洗的分歧意見。早期教會領袖在過程中保持緘默，聆聽雙方的看法；他們在討論之前提出問題澄清而非威嚇對方，隨後才進行辯論且作出盡量廣泛的詮釋，並要求各方達成共識。他們的最終目標是推動所有人學習，務求促進合作，以及開闢一條向前邁進的道路。

這歷程與辯論過程無關，參與其中是一種要經過學習才能得到的技巧，而不是某種與生俱來的東西，亦與一般社會的習俗和磨練得來的溝通技巧無關。

雨傘運動背後有一清晰目標，就是追求真正民主，但假若我們以為達到這目標，就能完全滿足數十萬以各種方式參與這場運動的人的動機，那未免太膚淺粗疏。

毫無疑問，民生議題、社會流動、房屋以及種種湧現的問題，都是促使人們參與或支持雨傘運動的主因；要是政府當初願意與佔領市民對話而非辯論，那麼，政府起碼能夠弄清楚香港市民深切關注的事情。

這總比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警方會使用武力清場的講話更有建設性，也比暢順的路面交通更具教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