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女史與天主教會的情緣

二○一六年五月廿五日，備受中外學術文化界敬重的楊絳女史在北京安詳地逝世，享年一百零四歲。楊絳教授集美麗、好學、賢淑、豁達、勤勞、愛心及幽默於一身，她的夫婿已故中國大學問家錢鍾書先生稱許她為「最賢的妻；最才的女。」楊絳女士身故之後，紀念及推崇她的文章紛至沓來，但焦點大多放在她的生平及學術方面；筆者則更願意向讀者介紹她幼年及青年時與天主教會有關的一些珍貴片段。

耶穌會中華省的網頁以及多個大中華區的天主教電子媒體，都有張貼楊絳女史的一篇回憶散文題為「勞神父」，收錄在《走過人生邊上》一書中。本文稍後詳加介紹，但筆者在此首先與讀者分享放在一九九○年的另一篇散文「小吹牛」。（筆者按：本文中所引散文，除上述「勞神父」外，均見於《楊絳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文章共寫三則回憶， 第一則記述她幼年在天主教「啟明女塾」讀書時，往佘山朝聖的樂趣及錦姆姆（修女）對她的愛惜。她寫道，「我小時，在天主教會辦的啟明女塾上學，住宿在校。我們一群小女孩兒對姆姆（修女）的衣著頗有興趣，據說她們戴三只帽子，穿七條裙子。我恨不能看看三只帽子和七條裙子是怎樣穿戴的。」

楊絳在文章中寫道，「啟明稱為『外教學堂』，專收非教徒學生。天主教徒每年春天上佘山瞻禮，啟明也組織學生上佘山。我兩個姐姐都去，可是小孩子是不參加的。我當時九歲，大姐姐不放心扔下我一人在校，教我找『校長姆姆』去『問准許』──就是要求去，問准不准。校長姆姆很高興，一口答應，我就跟著穿裙子的大同學同去。」

文章中，楊絳為我們保留很珍貴的外教人士對佘山朝聖的記錄，她說：「帶隊的是年老的錦姆姆，她很喜歡我，常叫我『小康康』。（筆者按： 楊絳本名「楊季康」。）我們乘小船到佘山，上山『拜苦路』等等，下山回船休息當時沿著船艙搭鋪，兩人合睡一鋪，錦姆姆帶我睡。」

接著，楊絳記載了她的頑皮事：「她等大伙都睡下，才在洋油燈下脫衣服。我裝睡，瞇著眼偷看。她脫下黑帽子，裡面是雪白的祔帽，下面又有一只小黑帽。⋯⋯」

楊絳的頑皮並沒有讓錦姆姆察覺，反而意想不到地為錦姆姆帶來小小辛勞：「錦姆姆第二天關心地說：『小康康跑累了，晚上直踢被窩，我起來給她蓋了三次被子。』我有點心虛，我忍著睏不睡， 為的是要看她脫衣脫帽，她卻直憐我累了。」

不過，楊絳仍為自己經歷滿有自豪，她在文章這一段落的結尾寫道：「事後我很得意，誰會跟姆姆一個被窩睡覺呢？只有我呀！」

事實上，楊家與天主教學校，特別是天主教啟明女中很有淵源；除了上述她們幾姊妹在「啟明女塾」求學的記載外，一九九三年所寫的「回憶我的父親」一文中，更談及她的姑母及家中姊妹兩代女學者，都曾在啟明女中就讀。當中有「我的二姑母當時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啟明女校讀書， 三姑母在蘇州景海女校讀書，」不但楊絳的「大姐和二姐都在上海啟明女校上學，她們寄宿學校，只暑假回家，」她的大姐後來更回饋母校，「我大姐在上海啟明教書，好是校長姆姆寵愛的高足，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課。」據《楊絳散文》的編輯注釋， 「楊壽康（楊絳大姐的本名），曾翻譯布厄瑞（P. Bourger）《死亡的意義》（商務，1940）。」

當然，不得不提的是楊絳在《走過人生邊上》中題為「勞神父」的散文，她在文章的開頭就直接了當說：「我小時候，除了家人，最喜歡的是勞神父。」

文章中除了記述勞神父見面時送她們幾姊妹的小禮物外，更提到神父藉著一個王子宴請一名叫化子的比喻，生動地說明「原罪」的源由。當時楊絳只有九歲，勞神父特別運用一個多層包裝的盒子裝載著一小盒巧克力，送給年紀小小的楊絳，藉以讓她明白人生的啟示。

楊絳更回憶她在大學二年級最後一次探望年老的勞神父，談話之際，勞神父輕聲說：「你知道嗎？我差一點兒死了。我不久就要回國，不回來了。」楊絳記述說，「他回國是落葉歸根的意思吧。他輕輕抱抱我：『不要忘記勞神父。』我心裡很難受，說不出話，只便勁點頭。當時他八十，我十八。勞神父是我喜愛的人，經常想念。」

與讀者分享了這麼多有關楊絳感性之言，筆者想以她的知性感悟作為本文的總結，足以反映出她與錢鍾書一生的豁達及關愛，背後有深厚的信仰因緣。在一九四○年代楊絳有一篇散文題為「聽話的藝術」，她在收筆時寫道：「我們欽佩羨慕巧妙的言辭，而言詞笨拙的人，卻獲得我們的同情和喜愛。大概說話究竟是凡人的藝術，而說話的人是上帝的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