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協商消息不斷

近一年來國際媒體頻頻報導教廷與中國密切協商， 特別是今年初開始，雙方的談判小組已進行了數次的會談，已傳出雙方似乎以就最重要的主教任命問題達成協議。

縱然協議內容始終未公布，國際媒體大多預測雙方建交之日已近。香港湯漢樞機本年八月六日發表的《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共融合一》中表示：「天主教會在此（主教任命）問題的多年努力，終於逐漸取得中國政府的改觀，願意就中國天主教會的主教任命問題與聖座達成諒解，共同尋求雙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幾代教宗的努力終於有了初步結果。」更使許多人相信教廷與中國政府已經達成最關鍵的協議，雙方建交之日似乎已近。

為了觀察中梵是否已接近建交之階段，本文討論的三大主軸為：一、中國目前政教關係、內政與宗教政策；二、分析中國對台灣的政策考量；以及三、探討教廷對中國的立場。

中國政教關係、內政與宗教政策： 

中共在各方面的管控並無出現放鬆的情況，甚至有更嚴厲的傾向，這可由今年五月習近平的人大演講內容中查覺。如果雙方談判建交需有較佳的緩和氣氛，則此間中共方面並無營造較好的條件，如許多地下教會人士依舊被關押牢中、政府下令拆除基督宗教教堂、政府許多內政管控措施依舊進行等等。

此外，中國天主教會內部問題複雜，最為矚目的是主教任命的問題。就目前的情況看來，較有問題的八位非法主教中，有兩位最具爭議。如要解決此問題，最好的方法可能是這兩位非法主教自行退讓，如果不願意妥協，教廷和中國政府也很難再找到解決之道。

另外， 外界在談論的「越南模式」就是教廷的政教協定（C o n c o r d a t），在歷史上教廷曾與許多國家政府就各國國情之特殊性所達成的協議，主教任命常是主題之一。談判，就是談判雙方有所退讓，並找到雙方可接受的方式，但無論方式為何，教廷的角色與參與是無可避免的。雙方要達成協議並不容易，首先必須是中國政府要願意放棄某些權力， 教廷也要堅守某些重要的原則。

中國政府能否接受「越南模式」，完全要視中國方面是否願意改變以往由政府和愛國會主導的主教提名與任命之方式。

由主教任命問題衍生出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有關地下教會的爭議。教廷與中共是否已就此敏感議題討論過？

非法主教獲承認了，地下教會的主教與其成員的活動是否同樣也獲政府的允許可自由公開呢？ 

如果非法主教和地下主教的問題解決了，則地上與地下教會合一共融，自然是一件普世天主教會大事。如真是如此，以馬英林為主席的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應可獲教廷承認，教區調整之問題也可解決。

然而，政府可否保證不再為難以往地下教會的成員呢？從最近這幾年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走向看來，吾人不得不打上問號。這也可從陳日君樞機的文章中看出他憂慮之事，他呼籲教廷在與中國政府談判時，不能忘卻地下教會對教宗的忠誠與數十年來的磨難。

一般媒體只注意到主教任命問題，事實上愛國會問題也一樣重要，或許雙方談判也觸及此問題，只是在媒體上透露的並不多。愛國會可以視為中國政府直接對天主教會的控制，愛國會存廢或角色調整的問題應是極為關鍵的議題。一旦天主教愛國會的角色與職權有了調整，是否將影響到其他宗教的愛國會？在此，也牽連到中國政府整體的宗教政策之調整，影響層面極大。 

中國對台灣的政策考量： 

從去年（二○一五年） 開始，兩岸人士即猜測台灣今年總統大選中，如果民進黨蔡英文當選總統，中共將以外交拔樁的方式對蔡政府給予「懲罰」，而中梵建交將是重要的第一幕戲碼。

以本人的觀察，到目前為止，蔡政府執政僅滿三個月，並無明確地對外表明放棄「九二共識」，且尚未完全施展外交政策，外交走向也不明顯，如果中共政府欲「懲罰」蔡政府，也將師出無名。

是以，本人認為中共尚在觀察台灣政局之發展。如果說中梵建交是中共外交的一項籌碼，中共將會選擇於適當時機打出手中這張牌， 只是目前時機未到。

教 廷對中國的立場： 

教廷與中共卅年來即偶或傳出雙方接觸協商之消息，但最密集、最具成效的應屬這波的談判成果。從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歷史中可知，中國政府緊緊地掌控， 並左右大陸教會的命運與發展。

因此，教廷的立場是明確的，那就是嘗試與中國政府溝通，傳達教廷友善的信息。

是以，教廷尋求以會談的方式，使雙方在重要議題中找到共識，目的是將中國教會一些不符合普世教會原則之運作方式和現象，以雙方可接受的方式謀求改善， 並加以管理，使中國教會得以重新進入普世教會大家庭。

以目前情況來看， 雖然雙方談判已獲某程度的進展，但本人認為中國方面尚有許多問題待解決，雙方對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如主教任命、愛國會、地下教會、修院培育制度、中國教會與教廷和普世教會關係之定位等等，尚未完全達成共識。這些問題均有待中國政府願意放出已掌控多年的權力， 甚至中國內部與對外的許多問題也非政府可一手操控。中國政府最大的顧慮是一旦讓教廷參與管理中國教會， 或與教廷建交，中國政府再無法完全掌控天主教會。

雖然雙方協議內容至目前為止並無公開，個人認為此番教廷與中國的談判應屬於「建交前期協議」，也符合湯漢樞機的用語，目前雙方以最關鍵棘手的主教任命之問題開場，尚有不少難關待進一步協商，所謂的「前期協議」，在本人看來，距離正式宣布建交應還有一段距離，只是需多久期間卻未可知。

如果雙方只就主教任命一項議題就達成協議建交， 這或許並非完全不可能，但可預見的是因雙方在許多問題並無共識，無可避免的是未來政教衝突將更加劇烈。更何況教廷對外並無正式表明這波的協商是以建交為目的，協商產生的效應是促進雙方互相理解交流，也為往後進一步的接觸鋪路，故此次協商具有歷史性的意義。

無論如何， 此「前期協議」的重要性是無可置疑的，因為目前已獲致的談判成果將成為往後談判的基礎，如果中國政府不再堅持某些政治意識型態的原則， 雙方正式建交應是往後趨勢使然。

事實上， 教廷始終為重返中國大陸做好準備， 這可從在台北的教廷駐華大使館的拉丁文名稱看出來：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意指「中國」，這是自一九四六年在南京首任駐華公使（internuncio）黎培理（Antonio Riberi）以來沿用至今的方式。

一旦北京政府與教廷同意建立正式關係，極可能就如一九九九年國務卿索達諾樞機（Angelo Sodano） 所說，將台北的大使館「搬遷」到北京。這對台北的中華民國而言，就避開了教廷對一般國家不主動斷交之原則，也迴避了敏感的「兩個中國」之政治問題。究竟， 此一歷史難題如何與何時解決，仍有待進一步觀察整體局勢的變化。

• 取自天亞社╱作者陳聰銘為台灣高雄市人，法國里昂第二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比利時魯汶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研究主任，著有《中梵外交史——兩岸與教廷關係（1912-1978）》，於二○ 一六年一月由台北光啟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