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成了打壓青年的幫兇

高等法院上訴庭先是對十三位反東北發展的被告加刑，繼而再向「雙學」三子加刑重判。

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律政司袁國強在檢控專員對原審不作上訴的建議下，個人堅持上訴，才引出加刑的判決。

不論林鄭、袁司長、大律師公會或律師公會均一致口徑，強調政府整個處理合乎程序，有法律根據，沒有法律之外的動機。

整件事的背後看來相當不尋常，政府官員一向的態度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袁國強卸任在即，也明知上訴必定釀成社會爭議，但他選擇迎難追究，招輿論指是政治任務，這才可解釋他這不尋常的行動。

上訴庭幾位法官的判詞如大律師公會及律師公會所言，當然沒有偏離法律觀點，簡單說一句，政府依足法律。好了，這就是我要探究的問題。教會的社會訓導指出，社會有兩大支柱，一是愛德，二是公義，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法律規管公義，但法律不能勉強人履行愛德，因為法律規定的愛德便是公民責任，而社會訓導所指的愛德則著重人超越法律的要求而施惠於人。

社會訓導亦指出，社會衝突之源是由違反公義而引起，因此，解決之道是回復公義，這就是法律使命的所在。

教會亦指出，只講公義（以法治國）而不考慮愛德要求的做法，往往造成更大的不公義。

說到這裡，已經很清楚政府在這兩宗案件上，純粹維護「沒違反法律」原則，為我們香港社會的前景是悲哀的。香港正與中共一致，把以法治國視為正途、本分、自豪、有效率的施政。

習近平上任後，為中國開創了一項新的作風，以前的黨總書記也無一不抓異己，包括抓貪官，但習近平政府超越前人的手段是「立法」，為所有要抓人的事情上先立法， 有些法更是國家機密（ 如七不講本來是機密）。

因此，凡抓人都有了法律根據，無論抓貪官、維權律師、上訪者、麻煩製造者等，都通通是以法去抓的。對香港，就連DQ 多位立法會議員，都是人大先在基本法上僭建附加法律，然後 在審議中的案件以追溯方式使用！ 

今次香港的兩個案例，不但為香港法治前途蒙上了陰霾，更使人懷疑三權分立已正式斷送， 究竟法庭是否有維護法治的功能？ 

本來，法官不該隨便被批評，那我就不批評好了，但至少他們是兩宗以法治港的案例中，需要負起責任的人。

把原審法官與上訴庭法官作一比較，原審法官的確做到「情理兼備」。情與理，相當於教會訓導的愛德與公義。在原審中，被告沒有拒絕承認不守法，有了抗爭行動便甘願承擔後果，而他們亦服完了刑期。原審法官所訂的判罰可謂皆大歡喜，既捍衛了法律，又尊重公民抗命的特性。

但凡公民抗命必然有「不合法」成分，究竟青年人這些行動有多嚴重，值得重判呢？廣義一點說是雨傘運動抗爭方式的嚴重性。不錯，社會發生了衝突（記著，不是暴動），衝突源於不公義，甚麼不公義？中共人大8.31所制定添加的選舉法奪去了香港人三十年來的期望——基本法所賦予的普選權利。其不公義是中共對香港強施的制度暴力。相對於學生的和平雨傘運動，前者才是真正的醜惡。學民三子的抗爭行動，在中共及特區建制陣營的強大制度暴力中，激烈程度上完全不相稱，其和平成分甚至贏得普世文明國家的稱譽。上訴庭法官把學生的「違法行動」抽離狠批，再而重判，在法律方面確有依據，但他們有做到以法律守護香港作為美好社會的神聖責任嗎？有需要一案兩刑嗎？有需要這樣重嗎？ 

在整個上訴過程中，學生變成被當局仇恨的一群，要針對，要報復，與原審法官的態度有天淵之別。整個事件所反映的，不但是特區的施政排除了愛，更迫使這個社會的裂痕更深，原審法官的修和及智慧，被這班人破壞殆盡。

中共及特區政府，與一些掌公權者，已迫使良心人士繼續走抗爭之路，但我們不必為社會繼續有衝突而責備自己，或責備年輕人。只要中共及特區政府繼續不公義，抗爭就必然存在，因為不公義產生衝突是社會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