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修女面對挑戰 從華北修女團體說起

（ 天亞社訊） 中國華北著名的聖母聖心女修會是擁有九十五位修女的教區團體。在中國，正式登記的女修會只能是教區性質的，沒有全國性或國際性的女修會。但如果這單一類別似乎表示出女修會都是同類組織，那麼，更仔細地觀察修女生活就會揭示出複雜而有所改變的真實情況。

大多數教區修會都有著悠久歷史。十九世紀，聖母聖心女修會開始時是一個度貞女生活的小團體，提供基本的醫療護理、教育窮人、傳授有關基督的道理、協助神職人員。她們的生活方式吸引了許多女青年，於是在一九三二年，她們獲得教廷批准，正式成為修會團體。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中國北方動盪不安。清朝消亡，義和團運動成災， 日本人入侵東北，俄國的蘇維埃支持當地的共產黨人。

在內戰期間，醫療保健和教育並非中國當局優先考慮的事情。結果，這段時期成了傳教事業的真空帶。修女積極地從事開辦診療所、學校和孤兒院，也為遭遺棄的老年人開設收容所。

但當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最終控制整個中國後，修女不得不放棄修會使命與社會服務。

那些沒有逃往台灣的修女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但許多年長的修女保持著堅守自己秘密的祈禱生活，繼續服務有需要者。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當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而不再強烈地反對宗教後，天主教團體與修會再次被允許在公共領域出現。在當地主教與少數虔誠教友的幫助下，聖母聖心女修會的十二位年長修女聚集在一起，重新開始修會生活。

但是，中國已發生了改變，修女必須尋找新的生存方法，找到服務教會與社會的新途徑，並重新為自己定位。

今天， 聖母聖心女修會在她們的歷史故城重建了一座很大的會院。人們已習慣看見穿著與眾不同的宗教服飾的修女出現在附近街道上。儘管開辦一所學校已不再可能，但少數修女會為被現代中國所遺忘的那些人提供基本的醫療幫助。有些修女則在她們的會院內管理著一所老年之家。

還有一些修女在該教區的其他堂區服務，在那裡她們主要忙於牧靈工作，監管舉行各項聖事的準備工作， 教導教理問答，並幫助維護堂區的建築物。

顯然， 修女和她們的廣泛服務值得我們感恩。同時，聖母聖心會的修女看到在現代中國基督愛的臨在， 但挑戰與困難並沒有銷聲匿跡。

首先， 修女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嚴重的財政困境。迄今為止，她們度著簡樸生活，但周圍的社會宗教環境正快速演變。為了給九十五位修女提供醫療保險，修會就需要首次支付一百萬美金的保險費，以後每年又需要支付十萬美金。

但她們宗教服務的性質不允許她們找到這麽一大筆經費，所以大部份修女依然沒有醫療保險。中國天主教徒寧願為一些可見的項目——比如建新堂——提供資金。因此，對修女來說，不能指望人們慷慨捐贈以滿足她們的財政不足。修女所面對的第二個挑戰涉及到中國神職人員之演化。

從聖母聖心女修會的背景來看，愈來愈多的修女接受了教育，她們有著自己的出國經驗和牧靈經驗，如何達成與當地教區司鐸和睦相處的關係，成了一個挑戰。司鐸和修女在關於教會、他們自己的使命與職責上，愈來愈有著不同的觀點。

當然，這兒還摻雜著以性別來分類的文化規範，這種規範傾向於把婦女置於最低的職位上。

在過去十年中，在當地各堂區內，司鐸與修女間的關係緊張，已更為普遍。而大多數情況下，最終必須離開的總是修女。

這種緊張關係也存在於教區層面，發生在有些主教與其教區修會之間。最為人知的實例當數江西省南昌教區的情況了：李穌光主教以簡單的方法解散當地的女修會，並沒收了她們的公共財產。

第三個挑戰， 也是最後一個挑戰，是關於她們修會的身份。在近代史中，天主教會已假設，一個修會必須經由一個特定的會祖及神恩，才能定義自己。但是聖母聖心女修會，以及中國的大多數教區修會，都沒有這樣明確的會祖。

在一個長期的初創階段，這些「修女」是度奉獻生活的貞女——即天主教女信徒選擇一生度獨身生活， 通常她們在當地主教的管治下工作——她們活躍於許多領域，受到他人，包括一些外國主教們的鼓勵。

只是到後來， 她們才成為宗教性的修會團體，現在她們繼續適應著自己的使命。現在留給中國修女的決定是應否把自己的使命集中在醫療護理，教育或教區的其他服務上。

在重生和成長了四十年後，天主教修會生活的那有形可見的臨在，在今日的中國是相當有力的。然而，挑戰和困難依然存在。而其中大多數並非來自國家本身， 而是來自社會經濟的轉變以及教會的期待。

取自：天亞社
作者陳立邦（ M i c h e l Chambon）是法國天主教神學家，正在美國波士頓大學就讀人類學的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