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盡信書不如無書

書一旦被奉為經典，立說者一成氣候，便常被世人視如金科玉律。但古時被尊為亞聖的孟子卻說「盡信書不如無書」，令人想起蘇軾得意科場的那篇《刑賞忠厚之至論》，認為賞忠寧失之寬厚，罰罪當有哀憐之心，以免無辜者受戮。原文是「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閱卷官梅堯臣本乃著名詩人，讀了，認為該篇有縱橫之氣孟軻之風，拿給主試官歐陽修看。修說看來我們這些老人家該退休了，好讓此人早點出人頭地。之後，梅問東坡「堯和皋陶這段話見於何書？」蘇說「是我杜撰」，幾乎把梅嚇壞。蘇卻輕描淡寫地說：按帝堯聖德，曾說這話亦意料中事。東坡說的未嘗無理：史書上常見大人物在對話，彷彿修史者都曾回到古時，聽過古人說話一樣，可見太史公們也不過是在按自家的理解在給古人編故事。蘇軾也按自家理解把古人話語加油添醋， 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吧？ 

古代政客要實行自家的主張，最愛「托古改制」──先設定古時有個黃金時代，把「先王之道」抽象成幾個空洞理念，把自家的主張塞進去，於是所行的一切，便是「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自家為正，反對者即為邪， 最好閉咀，蘇軾的政敵王安石玩的便是如此這般的「神邏輯」。王安石新政主旨是增加國庫收入，給朝廷弄錢，卻用一個正義偉大到無倫的理由來包裝。他真相信自家說的那一套是貨真價實的天地正理嗎？估計他是真心相信的。須知王安石與蘇軾、歐陽修一樣，都服膺韓愈、柳宗元他們開創的古文運動，以移風易俗為己任。他們其實是理學的前驅，相信自古就有一個道統，可惜孔孟之後，有千年時間湮沒了，後來才讓韓愈找回來。作為古代聖賢的謫系傳人，他們該毫無保留地堅持這傳統，並且把它純潔化。既然認定自家是天將降大任的斯人，便只有自家的主張才是正道，與意向不同者的紛爭不但關乎對錯，且乃正邪之鬥，有道「漢賊不兩立」，既是替天行道，成幫結派黨同伐異便理所當然。蘇軾明智，可沒有落入這巢穴。他認為自家不過是個無可無不可的過客，此生不必定須做就甚麼，自詡上至玉皇大帝下至卑田院乞丐都能說話，都覺他們自有妙處，也不愛說大而無當的道理，認為世上最真最好的東西都可在尋常生活驗證，聖人行的都是很具體而微的事，聖人之道也可作如是觀。他不像王安石，彷彿除自家外世上全是罪人。

理學的排它性很強。這也難怪，自古儒生都信經書是聖人留下的遺教，能「盡信書不如無書」者不多。五四以來，顧頡剛和他的古史辨學派把先秦古籍重新審視，上古史由是耳目一新，其實疑古在北宋早已成風，蘇軾、歐陽修和司馬光等都曾質疑好些經典的真確性。這些成了聖人之道載體的經書經過歷代修編和註疏，漢前和漢後竟常是兩碼事，成說充滿穿鑿附會，卻成為誰也不敢說半個不字的高頭講章，要不為所惑便得爬梳剔抉。時人常滿足於在字面想當然，把現實和經文對號入座，名為尊經復古，不過是以昔人酒杯澆自家塊壘。

經典之所以是經典，是因為能成一家之言，但也僅是一家之言。書和書總是在對話， 必有也能言之成理的對家。經典的所有立論， 都難免受制於作者自家習慣的語匯，及他所服膺的意識形態。都有其道理，也免不了有偏頗。善於讀書者大可追隨先賢，在其思路裡進退浮沉，不但要憑自家的通識和經驗分清經典的灼見和偏頗，還要吃通吃透先賢到底面對的是甚麼，人和書都是可以出錯的，若發現閃失，弄懂先賢在哪裡失足，豈非他山之石可以攻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