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官」和「吏」

「吏」是文職官員，起初職責和「史」類似，因此甲骨文的「史」和「吏」是同一字。《說文》謂「吏，治人者也」，當時還有「天吏」一詞指「賢而在上者」，有若天使代上天管理人。甲骨文與《禮記》已有「官」字，漢以後才以此專稱高高在上的「大吏」，「吏」便專指下層的師爺或差役之類。「官」在甲骨文起初只有「寶蓋頂」，原意是「放兵符的房屋」，引伸為「掌權者」，加上「竹花頭」便是「管」，即掌控眾人。「管」亦即毛筆，可見「官」也好「吏」也好，都離不開寫字。有文字才有文書、律例，才有自上而下一桿到底的官僚管治。中國古代那種皇帝坐龍庭，皇權無孔不入的一統江山，全賴郡縣制文官系統支撐，基礎是漢字在皇權所及的地域（即「天下」）無遠弗届。古人稱玩弄律例， 以文字殺人者為「刀筆吏」，而甲骨文「史」「吏」同源，「史」原是「巫」，於是「官」和「吏」背後都有「神聖」光環。國人歷二千餘年始終揮之不去的「官本位文化」，其來有自。

吏治始於春秋，戰國大行其道，造就了歷史的新走向。人們見戰國兵荒馬亂，便咸以為夏商周三代是太平盛世，其實人類歷史何時沒有戰亂？上古時部落氏族林立，夏禹時據說有萬國， 即有上萬個部落來朝覲，周武王時只剩八百諸侯，春秋時只餘下一百多個，到戰國便只有「七雄」，最後給秦一統天下。「統一」即「兼併」，即大魚吃小魚，過程都血流成河。相應地，《孫子》成書比《老子》和《論語》早，也就是說，給中國智慧開篇的不是孔夫子的仁義道德，而是兵家心術，崇尚的是兵不厭詐，兵以詐立，機關算盡。國人愛說「盡人事聽天命」，後三字未必真有市場。唯意志論是那麼受歡迎，誰不「有風駛盡裡 」？ 

春秋及以前，「國」是貴族城邑的聯合， 由頂層到基層，各層級的城邑都由和君主同姓同族的貴族控制。城邑是貴族聚集的居民點，由青銅貴族武士守衛，操控壓榨著散佈得更廣的「野人」（平頭百姓）及小邑（低級貴族）。那時的戰爭著意的也常是誰能稱霸，誰與誰結盟，與誰訂立了怎麼樣的從屬關係。但隨著以鐵器、牛耕為先導的農業技術普及，在兼併中敗落的氏族流散四野，許多人失去氏族的庇護，成為孤狼般的個體，有才能者變成文士和俠客，只得一身牛力者變成佃農及自耕農，等而下之的是沒人身自由的庶子和居無定所的傭客，當權者也學會了直接向個人徵稅、徵兵，讓人人服勞役，削弱傳統貴族的勢力。實行新法管治的君主在競爭中更有優勢，便不滿足依靠世襲的親貴治事，只在直屬領地施展權力，紛紛建立能征慣戰的軍團和穩定的官吏體制，佔滿城邑之間的隙地。以往這些荒僻之地靠粗笨的石器農具不能耕作，如今有了鐵器工具和國家組織的大墾荒和水利道路建設，可耕面積便很易擴闊，城市人口也日漸增加，地處文明地區外圍的國家往往更易向蠻荒之地開拓疆土。能熬到最後的「七雄」都在開邊拓遠，最終成為贏家的秦國更樂此不疲。龐大的官僚管治新系統少不了「吏」，由飽學的食客到雞鳴狗盜之徒組成的「士」便是其後備。儒家能拔地而興， 是因為能給新世界培訓更多的「士」去充任「吏」。而諸子百家就是當時最出眾的「士」， 他們有如當下的「公共知識分子」，都指點江山，懷瑾握瑜，待價而沽。如今我們日夕侃侃而談的國族特性，有許多思想深層的基因都是在這轉折中形成的。